观点1

　　廉租房也可能滋生腐败要取消吗

　　冯海宁

　　在我看来，茅于轼对以上两类政策性住房的一贯言论，是出于一种善意，出于对现状的忧虑。对于心怀善意和充满忧患意识的经济学家，公众单纯的去指责显然是不理性的。对这样充满善意但容易激发众怒的言论，看作是学术偏见似乎更为准确——毕竟个人偏见难免。

　　就茅于轼的“大量搞限价房和经适房反而可能推高房价”而言，偏见的味道就很明显。之前，经适房分配的确存在不少问题，有钱人占据经适房和经适房的高出租率，都或多或少的验证了茅于轼的观点。这需要引起有关方面足够反思。

　　但也要注意到，经适房分配不公现象大多集中在制度不健全的前几年，近一两年来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，但已经大为好转。因此，茅于轼在忧虑的同时，也应该看到政府所做的努力以及积极的变化——要承认目前正在分配的保障房,大多数还是给了符合条件的中低收入者。

　　如果说楼市的腐败真如茅于轼所认为的那样可怕，那问题的关键在于治理楼市腐败，而不是在于限制住房保障。再问一句，茅于轼赞成的廉租房也有可能滋生腐败，难道也要一并取消吗？

　　那么，茅于轼何以屡次“炮轰”政策性住房呢？我想，是过度神化市场功能造成的——茅于轼一味推崇的市场经济，其实并不是万能的，反而可能制造更多“房奴”。今天，我想指出其他一些原因，比如，茅于轼目睹了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，不想再看到政策性住房带有计划经济的影子；茅于轼对楼市的思考没有与时俱进，还停留在一个带有旧痕迹的阶段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从茅于轼的观点可以看出，其对新推出的政策性住房制度缺乏足够了解，也未深入到政策性住房群体中去调查，进而导致对政策性住房有偏见。那么，如何纠正茅于轼的偏见呢？除了类似于以上这样必要的针锋相对的辩论外，茅于轼应该多亲自深入调查，因为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；二是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政策性住房公平分配的监督，让政策性住房切实发挥保障与调控的作用，因为事实是纠正偏见的最好药方。